七十年前，受到盧漢、劉文輝、鄧錫侯忽然叛變的影響，原來以大陸雲南作大後方，死守四川平原的計畫幻滅。成都、西昌成為飛地。中華民國政府不得已宣佈由成都遷都台北，並以西昌作軍事大本營，從此「政治台北，軍事西昌」成為此後半年政府的綱領。被圍困的西南地區，被西南戰役「大迂迴」的攻勢包抄，留在成都，效忠中華民國的義士，除了少數可以乘飛機經海口撤退（多數飛機不能直飛台北，而須到海南島加油）外，都被劉伯承、鄧小平的入川大軍攔截，下場淒慘，即使投降，在翌年多數亦不得免。有些義士更為悽慘，在經雲南等候轉機赴台（廣東失守之後，雲南變局之前，多數軍民都經昆明赴台）途中，忽然遇上盧漢叛變，而不明不白「送頭」，被滇方強制關押，聽候北平發落。
有少數的將士，則乘隙而逃，以各種奇形怪狀的方法，僥倖逃出鬼門關。他們不少化裝成平民、術士，輕裝上路，有些則用豆腐土製印章，印製路條，瞞過統治尚未轉趨嚴密的南下部隊，甚至利用「新政權」提供的免費返鄉交通工具，輾轉回到自由世界。他們的路線多種多樣，有些甚至是相反方向，最後他們有些在命運之神眷顧下，都能夠逃出生天。
東歐的諸政權，也許都是傀儡，「加班所得也不是落自己口袋」關係，因此在管制上仍屬「按章工作」，對人民逃命還不算管得如東亞的四個（自己打江山）的政權那麼嚴。東歐對這些「共和國的叛徒」雖然也有槍殺的情況，但當他們躲進教堂時，便通常不會再進迫；對於消極的「叛徒」，部分國家還默許他們以遊客身份流亡外國。有時甚至因為賺取外匯的理由，把這些叛徒「賣」到西方。相比之下，東亞（除北越外）的諸政權把馬克思結合她們歷史上壞的傳統（包括征服王朝及舊日本帶來的壞習慣），對困鎖改造民眾的「興趣」大於把他們流放。七十年前要離開錦繡河山，回到政府根據地或者其他自由地區者，則要有更大決心，亦須付更大精神、肉體上的代價。
是不是他們不愛鄉土，所以他們狠下心腸離開？是不是「違反」身土不二原則？這些問題在亂世，都不是可以說得清。留在鄉土打游擊者，在之後的三年，都白白地犧牲了，甚至連名字也沒留下了，在廣西，這個情況特別慘烈，因為沒有外援，他們無疑都是愛鄉的，但都在困獸鬥中死掉。
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，中華民國可謂群龍無首，除了少數沿海的軍人外，沒有做出對民眾的撤退作出完整計畫，以致大量人員，被迫半途而廢，承認自己下半生悲慘的命運。曾有河南大學的學生，撤至江南，又因為包抄關係，而被迫「勝利回歸」，初衷不保。這真是大時代的悲劇呀！
撤退需要周詳準備，充份打算。不能心存僥倖。中華民國的撤退，雖然把大批忠貞義士、文物檔案都遺失了，但仍有百多萬人成功逃出虎口，上了航空母艦。另有數百萬人逃到海外。沒有這些漏網之魚，中國大陸後來的文化，將更為蒼白，更無希望。應該多謝這些「祖宗」當年比常人更強的決心，亦敬佩他們在比現代更強烈的重重阻撓之下，仍然一步步走出去的毅力和意志！
